冯友兰：百年河大最不该错失的人

他从南阳唐河一个小镇走出来，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量级的哲人，他曾立志将河大办成一流大学，却遗憾出走，结果，他成就了燕京大学（北京大学前身）和清华大学。

谷乐 | 文

一

有一种香叫书香，有一种家叫世家，南阳唐河祁仪镇的冯氏乃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。

冯家出了个哲人叫冯友兰，写出《中国哲学史》《贞元六书》《中国哲学史简编》等皇皇巨著，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的哲学大师；他还促成了燕京大学（北京大学前身）以及清华大学的崛起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，他是清华大学护法式的人物，论贡献不输梅贻琦。

家族能出一个冯友兰，就够辉煌了，但老冯家不知足，还要再来一个地质学家，也就是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。

冯友兰

冯家男人够牛，女人也不可小觑，四代都是才女。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曾担任女子学堂校长，极其开明，鼓励儿女自由恋爱，比现在整天瞎操心、催促儿女结婚的爹妈靠谱多了。冯友兰的姑姑，一天才诗人，不幸十八岁就去世了，却留有《梅花窗诗集》。

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冯沅君，1922年考入北大国学研究所，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国产女研究生。她写小说一出手就震惊文坛，时有“黄（庐隐）凌（叔华）冯（沅君）谢（冰心）”之称，连鲁迅也对她青睐有加。她主动追求陆侃如，追到手后，和丈夫合著《中国诗史》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。世人将冯友兰、冯景兰和冯沅君三兄妹誉为“冯氏三杰”。

冯友兰的女儿是宗璞（原名冯宗璞），著有百万字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，以抗战为题材，分为《南渡记》、《东藏记》、《西征记》、《北归记》四部，其中《东藏记》获矛盾文学奖。

冯友兰和宗璞

宗璞女儿叫冯珏，二十多岁就当了搜狐副总裁，后来又加盟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(The Tom Group)，任其互联网事业副总经理。

冯友兰曾作诗显摆：“吾家代代生才女，又出梅花四时新。”看来真不是吹牛。在此有必要提醒读者，遇到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的冯姓姑娘，要多留心。

老冯家人才辈出，甚至有不世出的天才如冯友兰，我们只能称之为奇迹。奇迹是如何发生的，只有上帝知道。不过，唐河冯家的家族文化颇有可观之处，关乎“冯氏三杰”的诞生。

冯家祖上在唐河耕读传家。冯友兰祖父冯玉文考秀才不中，转而经商，振兴家业。冯玉文希望三个儿子成才，异于常人，给他们取名都带一个“异”字。他三顾茅庐，请新野举人赵一士教育子女，所花价钱高别人数倍。三个儿子只管用心读书，不受杂事干扰，冯友兰伯、叔都考中秀才，父亲冯异文则考取光绪年间戊戌进士。

到冯友兰一代，冯家依旧重视教育，冯母不仅请当地国文老先生教孩子传统文化，还请年轻老师教新文化。冯友兰兄妹一如其父辈，只管专心读书，由母亲操持全部家事。冯家允许女孩上私塾，在当地开风气之先，几代都出才女。

冯友兰纪念馆

冯家还有一个传统，每逢佳节，家人团聚，必要写诗作文，畅谈天下事，让孩子既练就好文采，又学会独立思考。冯家人文采斐然，多出诗集。

一个天才往往是举家族之力成就的，青史留名的也许只有一人，背后默默付出的却是几代人。冯友兰一生受益于母亲、妻子和女儿，曾专门写诗云：“早岁读书赖慈母，中年事业有贤妻。晚来又得女儿孝，扶我云天万里飞。”

二

今年是冯友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让我们多说说这位河南老乡。

当年冯友兰有一份真爱摆在家乡面前，家乡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。家乡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再给河南一次机会，她会说：“我爱你”。

事情还要从1923年说起，那年冯友兰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，一肚子学问、抱负和乡情。

同年，中州大学挂牌成立。1912年，林伯襄等先贤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，这所学校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(今清华大学)和上海南洋公学(今上海交通大学)鼎足而立，并列当时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。中州大学便是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创建的，后又几度易名，最终定名为河南大学。

冯友兰受聘于中州大学，担任哲学系教授，兼任系主任、文科主任、校评议会成员、图书馆委员会委员……从他所担任的一连串职务可以看出，冯友兰既能传道授业，又有管理大学之才。

那时，他只有二十七岁，年轻就要有为，同时讲授几门主干课。

冯友兰似乎继承了老冯家花重金请名师的传统，不惜财力，文史系聘请了文学家郭绍虞、史学家嵇文甫、甲骨文学家董作宾；哲学系聘用了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马非百、法学家王显汉；英文系聘用了英语语言学家仇春生，美国籍专家席茂博士；1924年增设教育系，聘请心理学家汪敬熙、教育史学家杜元载、教育学家余家菊、教育改革家李廉芳。

一时间，中州大学名师荟萃，文科四大系的教学实力迅速升级，在国内各省立综合大学中绝对是佼佼者。

冯友兰的志向不止于此，他还要把中州大学办成一流的综合大学，然而这却为他日后的出走埋下了伏笔。

在中州大学握有实权的，多是原班底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人，他们主张办工业学校，培养实用人才。

河南大学

冯友兰既无实权，办学理念又与校方主流相冲突，掣肘之处渐多。尤其让他不爽的是，他上课只能给本科生讲讲粗浅的常识，教学与研究脱节，自身学问亦长进迟缓。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近来学生浮惰，教书之事味同嚼蜡，且终日舍己耘人，亦恐耽误自己学问。”

1925年，冯友兰终于与校方摊牌。当时校务主任一职空缺，冯友兰向时任校长张鸿烈坦言，他想把中州大学办好，必须掌握指挥之权，说白了，他想当校务主任，如果答应，他就好好干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辞职，搞学问去也。

冯友兰的请求被拒绝了，他从中州大学辞职。这一走，反而成就了他。他迎来人生最辉煌的二十多年，无论是学问，还是事功，都足以彪炳史册。

三

1919年，燕京大学的缔造者司徒雷登（1876-1962）担任燕大校长之后，10次漂洋过海，为学校募集捐款，不到10年，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，并一跃成为“教会大学之首”、“世界一流大学”。

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，毕业人数近万人，然而其成才比例之高，令世人震惊。中国有57位两院院士出自燕京大学，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，7人是燕京大学学生。

1926年，冯友兰来到燕京大学任教，他一半时间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，另一半时间担任研究所的导师，从事研究工作。

在燕京大学的两年多，冯友兰开始创作那部流芳千古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

《中国哲学史》（两卷本）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。胡适等人称之为“正统的哲学史”。陈寅恪撰写《冯友兰<中国哲学史>审查报告》对这部书不吝赞美之辞。

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说：“在我最困难的时期，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《中国哲学史》。”

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，燕京大学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不问政治倾向、宗教信仰，皆可任教，并且有充分自主权。教师待遇优渥，中国教师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。当时在北京，教育界人士所羡慕的学校只有两所，一所是清华大学，另一所则是燕京大学，在这两所学校中，每月工资照发。

司徒雷登（左二）

不过，冯友兰内心始终觉得燕京大学非久留之地，“教会学校出身的人，总是有一种教会味，其精神面貌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，有显著不同。”

四

1928年，冯友兰应时任清华校长罗家伦之邀，受聘于清华大学。

冯友兰初到清华便担当重任。当时清华有两大任务，一是改制，由清华学校升级为国立清华大学；一是独立，摆脱由美国驻华大使掌控的董事会控制。

经过诸人的奔走运作，罗家伦、冯友兰、杨振声代表国民政府从美方手中接收清华，并宣布清华学校改为“国立清华大学”。至此，一所中国人的现代大学在清华园中诞生了。冯友兰出任秘书长，与罗家伦、杨振声并称清华大学三巨头。冯友兰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。

冯友兰曾两度代理清华校务，一次1930年罗家伦辞职，他作为为校务委员会主席，主持清华工作11个月；一次是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清华之后，他再次被推为校务委员会主席。冯友兰两次临危受命，成为清华大学的砥柱中流。

自从1931年，冯友兰出任文学院院长，直至1948年，他始终是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，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核心决策人员。

1931年11月，清华学生吴其昌为敦促政府积极抗日，举家绝食，自己要赶南京请愿。学生会支持并声援吴其昌。

校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，决定劝阻吴其昌及学生会，冯友兰起草校务会议布告，其中写道：

“知识即权力，此言可深念也……

“……所谓不有居者，谁守社稷？不有行者，谁捍牧圉？无论中国亡与不亡，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，如今日牺牲学业，异日何能担当大事？”

当校务会执意要南下请愿，校务会再次召开临时会议，决定准许个别学生请假南下，留校学生照常上课。

冯友兰草拟校务会议布告：

“惟学生激于义愤，何有必欲赴京一行者，举动虽嫌激越，热情尚属可嘉，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励其志，并商准教授会俟其返校后为之设法补课。至于在校并未赴京之学生，自应照常上课，以重学业……”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，南迁到云南昆明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，弦歌不辍。

清华大学教授乘车从长沙迁往昆明，途经镇南关，过城门时，司机告诉大家不要把手伸到外面。别人都照做了，冯友兰则犯了哲学家的职业病，思考为什么不能把手伸出去，还没等思考出个所以然，便骨折了……

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，常常为躲警报跑到郊外，徘徊于生死边缘。在这期间，他完成了《贞元六书》，获得至尊的学术地位。

刘文典一向以狂傲著称，他说西南联大只有“三个教授”，一是陈寅恪，一是冯友兰，他自己与唐兰各占半个。

联大学生回忆，冯友兰曾站在炸弹坑里给学生授课，并非没有教室可用，而是他想以此激励学生。

国民政府发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的动员令，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，奔赴抗战前线。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就是一位抗战将士。

1938年美国《生活》杂志上的国军士兵。

1943年，联大教授们联名请愿，敦促蒋介石实行宪政。冯友兰执笔写请愿信，信中写道：“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，以致失去人心，使本党得以成功。前事不远可为殷鉴。”并言：“睹一叶之飘零，知深秋之将至”。蒋介石读到信后，深受感动，“为之动容为之泪下”，回信称同意实行宪政。遗憾的是，这封信失传了，后人无缘阅读。

1946年，西南联大结束，三校迁返平津。冯友兰撰写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》，其中有言：

“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，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……”

五

1949年之后，冯友兰难逃政治运动的整肃。

他的一些言行也引起后世不少非议，概而言之有三，一是对自己早年学术的自我否定，二是加入臭名昭著的“梁效”写作班子，三是对领袖以及江青的谄媚与吹捧。

当人们以“气节”要求冯友兰时，请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残酷，尤其在一个株连制盛行的社会，如果知识分子的气节要搭上家人的自由甚至生命，他还怎么有气节？

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冯友兰蹲进了“牛棚”，他的妻子任载坤每天提前吃午饭，然后早早赶到“牛棚”旁的几块石头旁，坐在上面，看着丈夫跟着队伍出来吃饭，才放心回去。

冯友兰及其著作

妻子的不离不弃给了冯友兰莫大的安慰，当他结束改造后，将夫人守候的地方称作“望夫石”。

任载坤去世后，女儿宗璞负责照料冯友兰，做父亲的“秘书、管家兼门房，医生，护士带跑堂”。

冯友兰晚年重回哲人本色，从1980年到1990年，他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，完成150万字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
这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，同时也是一次灵魂的自我救赎。

参考资料：施京吾《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》；王仁宇《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的一段史实》；彭靖《冯友兰在燕京大学鲜为人知的往事》；王三川《唐河冯家：三代才女七对鸳鸯》；刘卫东《青年冯友兰与河南大学》等。